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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屈伸之道

中国易学研究院 2012-08-30 21:25 来源:中国易学研究院 作者:本站
常言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屈就是在客观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能够静守待时;能伸则是在外在环境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能够进取有为。能屈能伸,是人的一种美德,更是人之处世
  常言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屈”就是在客观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能够静守待时;“能伸”则是在外在环境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能够进取有为。“能屈能伸”,是人的一种美德,更是人之处世的一种方法原则。现实生活中,顺而能进易,逆而能屈难;逆而能屈易,屈伸随时难。《周易》特别强调“知进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丧”,就是针对着这种情况说的。
 
  关于“屈伸”,《周易?系辞传》中有一段解释:“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意是说,太阳西沉,月亮就会从东方升起来;月亮西沉,太阳又会从东方升起来,太阳和月亮的交替推移就产生光明。寒冷的季节结束,暑热的季节就会到来;暑热的季节结束,寒冷的季节又会到来,寒暑二季的交替推移就形成年岁。往就是回归,来就是伸展,回归与伸展交互感应,利益就在其中产生。尺蠖这种毛虫,它回缩身体,是为了伸展前移;大蛇这种长虫,它冬眠潜伏,是为了保存自身。有文化的人精研义理,深究奥妙,是为了对社会产生效用;他的利于施用,安处其身,是为崇高品质,广大事业。
 
  在这段话中,《易》作者对于“屈”和“伸”从天道自然及人道有为等方面进行了颇有意思的说明。在他看来,所谓屈伸,是往来,是动静,是往来、动静之间的推移和感应。“屈”是“伸”的基础,“伸”是“屈”的完成。没有屈伸,就没有往来变化,也就没有人的成长与完善。只有两者和谐统一,才能厚积薄发,利用安身。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屈”是坤德(厚德载物)的具体表现;“伸”是乾德(自强不息)的自然流露。一屈一伸,一柔一刚,刚柔相磨,相反而相成,如是则能成就合理的人生。因此,“屈”与“伸”,就是“惟变所适”,“顺乎天而应人”。而在此“变”与“适”、“顺”与“应”的过程中,人们就可以进德存身,广大事业。
 
  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现实生活中,顺而能进易,逆而能屈难;逆而能屈易,屈伸随时难。所以《系辞传》特别引用孔子的话语,一再强调屈伸之道的重要意义。如说:“《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是《困》卦六三爻辞。大意是说,困在坚硬的石头下,攀据在蒺藜一类的荆棘中,即使居家赋闲,也找不到自己的妻子。《困》卦下坎上兑,依魏人王弼在《周易注》中的解释,“石”指九四,“蒺藜”指九二。六三以阴居阳(依《周易》体例,三为阳位,但《困》卦三为阴爻,阴居阳或阳居阴为不当位),乘于九二(依《周易》体例,阴爻在阳爻之上谓之“乘”,阴乘阳则凶),所以有“据于蒺藜”之象。六三上承九四(依《周易》体例,阴爻在阳爻之下谓之“承”,阴承阳则吉),本应该属于吉兆,但由于九四已与初六相应(依《周易》体例,初与四为应爻,二与五为应爻,三与上为应爻),六三欲比不能(依《周易》体例,初与二、二与三、三与四、四与五、五与上为此爻),就好像困在坚硬的巨石之下,进退维谷。加之六三以阴居阳,处不当位,即使心存抽身之念,也很不好办了。所以孔子说,困在不该困的地方,名声必然受到玷污;攀附在不宜攀附的处所,生命必然受到威胁。名声受辱,身陷险境,灭亡的日子即将来临,哪里还有成全家室的可能呢!
 
  可见,《困》卦六三之所以凶,乃在于该“屈”之时不愿“屈”,想“屈”之时不能“屈”。结果必然是自取其祸。
 
  《周易》重视“屈”,同时也强调“伸”。《系辞传》中说:“《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是《解》卦上六爻辞。大意是说,王公发箭射击据于高城之上的恶隼,一举射中,无所不利。此爻是讲如何除去居于高位的小人的问题。“隼于高墉之上”是阴险凶狠的小人居于高位,又处在当去未去之时,此时君子若有韬略在胸,动而锄之,必然一举成功。孔子引用这条爻辞,就是要说明屈伸往来之理。“藏器于胸,待时而动”,即君子身上预藏成器,等待时机而行动,是“屈”。“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即君子有所行动而毫不迟疑,是“伸”。屈伸相感,则是“成器而动”,即先预备现成的器用然后再行动。
 
  可见,《解》卦上六之所以“无不利”,是由于它在时机不到的时候,能藏器在身,“屈”而等待;时机到来的时候能动而不括,“伸”而有成。苏东坡说:“夫君子之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贾谊论》)欲取远而先有待;欲就大而先能忍,这就是屈伸之道。
 
  说到这里,我想,没有比春秋时期越国的两位大臣文种和范蠡的不同遭遇更能说明屈伸问题的了。此二人,尽忠忧君,经邦济世的谋略都是差不多的。但一个功成身退,做了大富翁;一个流连忘返,成了刀下鬼。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一个能伸能屈,一个能伸不能屈。史载文种和范蠡同在越王勾践身边称臣,共同帮助勾践洗雪了国耻,打败了敌人。据说勾践在灭掉吴国之后,曾摆宴庆功。群臣欢呼雀跃,喜形于色,惟有勾践面色不欢。范蠡猜透了他的心思,知道勾践不愿意把灭吴之功归于臣下。因此,暗自作出了激流勇退的打算。范蠡向越王请求退休,越王却沉思半晌,提出愿与范蠡共分越国,并强调,范将军若不遵命,就杀掉他。范蠡知道共分越国是虚,惨遭杀戮倒有可能。于是悄悄打点行装,带着家人,泛舟而去,最后在齐国做了大富豪。范蠡离开越国后,曾写信给老朋友文种,告诉他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同欢乐,劝他早离是非之地。可惜的是,当文种收到范蠡的来信后,称病不朝,也想做归隐的打算时,勾践赐死的宝剑已经送来了。据载越王所赐之剑,正是吴王夫差命功臣伍子胥自刎的那把“属镂”剑。
 
  从《周易》的角度说,文种、李斯的悲剧,就是没有处理好“屈”与“伸”的关系。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之时,文种作为一个谋臣可以说是得时有位,因为勾践需要复仇,文种怀有韬略。而当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文种仍身居显位,就是有位无时了。因为文种忠君忧国之心不改,勾践阴险毒辣之性已彰。结果必然是时位乖离,因位而招祸。相比之下,范蠡在勾践用人之际,能够因时得位,施展经邦治世之才;在勾践如愿以偿之后,又能因时而变,谋求经商致富之道,所以总能立于不败之地。由此看来,贤明之士的一屈一伸,实在是“惟变所适”,“与时偕行”的明智之举。
 
  最后,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一谈到屈伸,似乎总给人一种“圆滑”的感觉。尤其是一说到“屈”,就好像是要在原则问题上搞妥协。应该说,这是一种曲解,至少是一种误解。常言说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什么是“大丈夫”?照孟子的说法,“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行与,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样的大丈夫,他的“屈”岂能是没有原则的妥协?而照《周易》的说法,君子的屈伸是“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样的屈伸,显然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精神的最好结合,是德性修养与经世致用的有机统一。(该论文归杨庆中老师所有)